主持人：那些年，記錄中國人的情感春秋。大家好，我是曉婷。

　　主持人：大家好，我是羚瑞。

　　主持人：1977年8月4號到8號，中共中央召開了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在鄧小平的提議下，中央決定恢復高考。關閉了11年的高考大門，終于重新開放。那一年，全國有570萬人報名參加考試。在這群渴望尋求改變的年輕人當中，不乏今天我們非常熟悉的一些面孔，比如，中國第五代導演張藝謀。

　　主持人：1977年，張藝謀在得知恢復高考這個消息的時候，他還是咸陽棉紡織廠的一名搬運工；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1977年正在黑龍江一個農(nóng)場的豬圈里干活；中國著名企業(yè)家、原中國房地產(chǎn)開發(fā)集團總裁孟曉蘇，當時還是北京汽車制造廠的一名普通電工；國家總理李克強當年是安徽省鳳陽縣大廟公社大廟大隊黨支部書記，通過這次高考，考進了北京大學法律系。

　　主持人：1977年恢復高考，他們的人生從此改變。本周那些年為您講述:鄧小平重大決策下影響的普通人。今天，做客我們直播間的，是作家王兆軍先生。他也是當年那570萬考生當中的一員、1977年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王老師您好。您還記得您當時第一次聽到恢復高考消息的時候，您在干嘛嗎？

　　王兆軍：我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正在我所在的那個公社，農(nóng)業(yè)學大寨的農(nóng)業(yè)學大寨的戰(zhàn)天斗地戰(zhàn)斗隊里邊挖溝。當時有一個青年組成的一個突擊隊，我就帶那個突擊隊，相當于副隊長。

　　主持人：您正在熱火朝天挖那個溝。您聽到這個消息之后，當時就不干活了吧？

　　王兆軍：當時還不至于不干活，但是就是說非常興奮�；�本上就是像一個接近于死亡的愿望又突然被喚醒，好像一聲春雷一樣，對我的震動還是非常大。

　　主持人：您算是被高考隔絕的時間算是最長的了，恰恰是在66年你高三畢業(yè)，而也就那一年高考取消了，一直在十年以后，1977年重新聽到了這樣的一個消息，我聽到有人就是在回憶這段經(jīng)歷的時候，先是用希望、失望到絕望來形容這漫長歲月當中對于高考的一種奢望，都是跟您一樣有著這樣經(jīng)歷的人，您在這十年當中有沒有過一些幻想說還有可能再重新恢復高考？

　　王兆軍：最初的時候剛是文革開始的時候，有一點想法，覺得是不是運動很快結束了？結束了以后我們怎么辦？大概還要升學吧。到以后不久就有了新的指示，說大學不再考了，我們一下子就都回到原來的老家里去了。

　　主持人：您回到老家，您當時66年上中學的時候您是在縣城里上的？

　　王兆軍：在縣城里上的。

　　主持人：離老家大概多遠？

　　王兆軍：離老家30里地，15公里。

　　主持人：這66年一說取消高考就回到了村里邊了。

　　王兆軍：回到了村里。還參加了一段時間的串聯(lián)什么文革那一套，但是我們?nèi)绻�光在這里鬧鬧鬧，搞運動啊，沒有飯吃，所以我們這些農(nóng)村的孩子就極早回到所在的村子參加集體生產(chǎn)勞動了。

　　主持人：回去之后家里人，村里人都怎么說呀？

　　王兆軍：村里人就說上學也白上了你看，就是說怎么樣怎么樣，結果還跟我們現(xiàn)在一樣，還是回家種地，而且那時候我種地還不如人家農(nóng)民種得好。

　　主持人：因為您畢竟在外面上學時間比較長。

　　王兆軍：是的。

　　主持人：這個回村里邊種地種了多少年？

　　王兆軍：種了差不多五年吧。

　　主持人：來給我們講講這五年農(nóng)村生活是什么樣的？

　　王兆軍：那個時候就是集體化了，就是每天要下地勞動，早晨干兩個小時，早早的起床干兩個小時，回來吃早飯。

　　主持人：吃完早飯之前就先干了倆小時，就算一下差不多五點鐘就要起床，干到差不多七點回來吃個早飯，然后吃完早飯繼續(xù)再回到田地去干活嗎？

　　王兆軍：是的。

　　主持人：然后干到什么時候呢？

　　王兆軍：干到天黑。

　　主持人：午飯也在田間地頭解決了？

　　王兆軍：午飯大部分時間還是回家吃，有時候生產(chǎn)隊如果管飯的話就送一些干糧過去，但是那樣的情況很少，聚餐的時候一般都是割麥子或者是種麥子的時候，三秋大忙，三夏大忙的時候，生產(chǎn)隊管一兩次飯。

　　主持人：那這五年里農(nóng)村里面活您基本上全干遍了吧？

　　王兆軍：我全干遍了。

　　主持人：最累的是什么？

　　王兆軍：我覺得最累的是兩個活。一個就是耕地，耕地那個時候生活隊里的牛大牲畜不是很重組，你要有人去拉犁，那個犁插在山溝里面，有好幾個人里任何人不使勁，或者沒有下狠力氣，這個犁都是拉不動的。

　　主持人：就是誰都別想偷懶。

　　王兆軍：誰都別想偷懶，我們那時候都有勞動號子，就唱著誰要是不使勁，我要看見了，什么這樣的，一邊吆喝一邊使不使勁那就坑別人了，那就不行了。

　　主持人：誰都別想偷懶。

　　主持人：1977年國家決定恢復高考，很多人的人生從此改變。本周《那些年》為您講述鄧小平重大決策下影響的普通人。今天作客我們直播間的是著名作家王兆軍先生，他也是當年570萬考生當中的一員，在1977年考入到了復旦大學的中文系。那王老師，剛剛是講到了您在農(nóng)村的那幾年生活，一共是十年，當農(nóng)民是當了五年。咱們先簡單說說農(nóng)民的這五年生活，您剛才講了，最重的活是耕地，最不喜歡干的活是什么？

　　王兆軍：最不喜歡干的活是推磨，推磨我們那個地方是吃煎餅，做這個煎餅要先把糧食磨成糊糊，磨成糊糊就要推那個很重的石磨。推磨要起得很早，雞叫就得起床。

　　主持人：為什么呢？

　　王兆軍：因為你要把這個糊子推完，這個磨磨出來大概要一個半小時，在天亮之前，家里的女主人要把這個煎餅烙完，完了以后等到敲鐘的時候都得一起去下地干活，所以這一切都必須得天亮之前完成。而推磨它有幾點叫我感到很難受的，至今我也很討厭這個活。第一它要起得非常早，你的睡眠不足，你推著推著就要打磕睡了。第二，推磨它必須要不停的轉(zhuǎn)圈，這是很枯燥的事情，你轉(zhuǎn)來轉(zhuǎn)去本來就很困，轉(zhuǎn)來轉(zhuǎn)去更不舒服了。第三個它用肚子使勁，因為有個棍子，這邊是一個磨，然后棍子別在磨上，然后那邊一個人，這邊一個人然后推，你一直在擠壓自己的肚子，而且你一不使勁或者另外一個人走得快了，這個磨棍就從肚子上掉下去了，所以這三個方面是我覺得這個推磨是最討厭的一件事。

　　主持人：說了最重的活，最討厭的活。王老師說了，現(xiàn)在大家都很喜歡的藍天，但是在那個時間是讓他比較厭惡的。

　　王兆軍：這一點好像很多人不大理解，因為我們在露天干活，這個年輕人又不愿意戴那個斗笠，那個斗笠來了風以后，它就把系在你下巴上那個帶子它勒得你難受，所以青年人一般不愿意戴斗笠，就是讓太陽曬吧，那個太陽是太厲害了，那個時候沒有污染，真是藍天白云，一看見一望無際的藍天，太陽烈日真是熏烤人，特別強烈，那個紫外線讓你感到曬得你的皮疼。初次去曬的人，曬一天這個皮都會揭下來。

　　主持人：但是飄來一朵白云就不一樣了。

　　王兆軍：要飄來一朵白云給你有片刻的陰涼，你在這個陰涼里可以喘息那么一下，紫外線稍微弱一點。

　　主持人：所以說原來霧霾這個事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要擱在三十多年前這就是比較受歡迎的，在大太陽下干活的時候。

　　王兆軍：那個時候云彩還是很受歡迎。

　　主持人：這是五年這樣一個艱苦的田間地頭的勞作，也是使得和您同一時代的很多人，當時77年恢復高考的時候一心要高考的這些人萌生出離開那個地方的原因，就是生活太艱苦了。但是您考大學當時很順利，77年，雖然說時隔十年以后，也得益于您后來這五年您當老師了，什么樣的原因讓您當老師了呢？

　　王兆軍：這個1971年國家有一個新的政策，就是每一個公社都要建一所中學，是初中。這樣它就有一個非常普遍的一個重要的教育方面的措施，師資就遇到了麻煩，沒有師資，到處都缺少師資，所以只好把我們這些老高三的畢業(yè)生小牛當大牛用，然后就拉上來了，我們那屆的中學生，有相當一部分都當了教師，就是那個事。

　　主持人：也有朋友在問，微博上有一些聽眾在問，想問一下什么是老三屆呀？

　　主持人：王老師是老三屆里邊的老高三。

　　王兆軍：老三屆就是從文革之前當時的高一、高二、高三，初一、初二、初三。

　　主持人：這就是老三屆，而王老師這一看就是老三屆當中年齡最大的，正好是高三。但是也得益于您當時就是高三了，所以您那個時候?qū)W習文化課的底子還是非常扎實的。

　　王兆軍：我那個高三66屆高三是文化課學得是很扎實的，那個時候如果不是文革的話，我所在那個臨沂一中是打算放衛(wèi)星的，放衛(wèi)星他們就要把升學率提高到60%，就是60%的人都能考上大學。

　　主持人：那在當時來說已經(jīng)非常了不得了。

　　王兆軍：非常了不起了，臨沂一中當時也是山東省的重點學校之一，對于那一年的升學率學校老師都抱著很大的信心，我一直在中學里學習是名列前茅的，老師認為沒有問題了，很多老師說叫你媽準備鋪蓋吧，就是準備去上大學吧。

　　主持人：所以那一刻您得多失落呀。

　　王兆軍：那很失落，就是說作為一個農(nóng)村家庭在那樣艱難的情況下，支持一個孩子讀12年的學，就好像給國家定了一個契約一樣，等到要兌現(xiàn)的時候突然說這個契約不作數(shù)了，那對于一個農(nóng)民家庭來說那個打擊是很大的，對我本人打擊也很大。

　　主持人：王老師說他在農(nóng)村工作這五年的艱辛，其實我想說這12年他們家人都是這么艱辛，都是這么過來，來供養(yǎng)這樣一個孩子讀完12年的書，然后希望未來考上大學，從此能夠改變一下這個命運，但是沒想到在66年算是把全家人都打擊了。

　　王兆軍：是的。

　　主持人：當您聽到77年恢復高考之后，您接下來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王兆軍：我聽到這個消息應該說是有一種在心靈深處受到很大的震動，但是這個想法真正，就是這個念頭真正站起來我還是經(jīng)過了幾天的考慮。

　　主持人：您考慮些什么？

　　王兆軍：一個就是年齡大了。

　　主持人：那個時候您已經(jīng)30歲了。

　　王兆軍：對，已經(jīng)30歲了，也成家了，也有孩子了。

　　主持人：您應該算是當年這個高考要求的年齡線的上限了。

　　王兆軍：上限，一個是年齡。第二個我當時已經(jīng)有工資了，我已經(jīng)有工作了，有穩(wěn)定的工作了，就是成家立業(yè)了，而且我教學的最后一年，就是因為我教語文，會寫材料、報告什么的，這個組織部門就把我調(diào)出來當秘書，當秘書雖然是個很小的活，但是對于鄉(xiāng)下的人來說你有一份工作，有固定的收入，而且是在政府里，黨委的工作那也就不錯了。

　　主持人：這點來看三十多年好像沒變化，公務員比較熱門。

　　主持人：大家都會覺得您已經(jīng)是公務員了還折騰什么呢？

　　王兆軍：是的，但是這個夢想對我來說它不完全是一個，一個要改變地位、改變收入這個問題，它里頭有精神上的一個追求，就是一個曾經(jīng)美好的希望被泯滅了，現(xiàn)在看到機會了，我何不一試？有這樣一種兼尤改變自己的地位，命運也有自己追求一種文化理想的這樣一種雙重的元素。

　　主持人：就是在各種矛盾糾結之中，最終還是決定要考大學。

　　王兆軍：最終決定。

　　主持人：做出這個決定之后，您做了哪些準備工作？

　　王兆軍：我這個工作基本上一個就是復習功課，我這個復習基本上是報考、復習、考試這三個過程，基本上都是悄悄的。

　　主持人：為什么？

　　王兆軍：因為怕家里反對，我父親也不贊成。他們已經(jīng)失望一次了，再者說對農(nóng)民來說你現(xiàn)在的情況也可以了。

　　主持人：算是您在基層奮斗了十年，到了地方政府部門當了一個秘書，算是十年的付出的回報，家里人不愿意你放棄。

　　王兆軍：是，你再去做那種沒有指望的大學，他們覺得不理解。我父親就諷刺我說，火得像鉆帽子一樣。說一個人就是熱情很熱，鉆帽子就是過去那個鉆是由一個鉆頭一個棍，上邊有一個木頭的帽子，另外一個人來回的拉，這個鉆帽子就是最熱的地方，說這個人你火得就像鉆帽子那么熱，就是諷刺我的，就是意思對這個事不靠譜，有點癡心妄想，但是我認為我一定能考上。

　　主持人：當時聽已經(jīng)結婚了。您愛人對您的想法支持嗎？

　　王兆軍：她也不支持，我估計她內(nèi)心是不支持的，但是我們那個山東地方的媳婦不敢反對男的。

　　主持人：您這個大男人。

　　王兆軍：都這樣。

　　主持人：據(jù)說當時有很多人，就是因為在談戀愛過程當中，就怕男方就跑了，然后在高考前夕火速結婚，把婚禮辦了，就你萬一考上大學，你也不能把我給甩了。

　　王兆軍：我有一個同學叫陳可雄，他在文匯報駐京辦事處當了多年主任，他寫了一個小說叫《杜鵑啼歸》，一開始的情節(jié)就是這個情節(jié)。

　　主持人：看來這個情節(jié)在當時也比較普遍。

　　王兆軍：他那時候在北大荒下鄉(xiāng)，他是親眼見到這種切斷。

　　主持人：那你那會兒其實有了穩(wěn)定的工作，您有時間復習嗎？大部分時間都在工作呀。

　　王兆軍：我就是在那個農(nóng)業(yè)學大寨的工地上，我是領導這一百個突擊隊的，我把活布置給他們干，就是說每個人挖三米，他們就下去干去了，到時候我去丈量就行了，我就躲在小棚子里去復習功課。

　　主持人：你看看王老師還是有天時地利人和的。人和你看家里人反正都聽他的。這天時地利您當時的工作也讓您有時間去復習，而且您當老師的時候您還不缺課本，不像當時很多其他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的時候沒有書可看，所以當聽到恢復高考消息的時候一團亂麻，不知道從哪找書。我今天看到一個資料是一個女生當時為了考大學，她當時是在柜臺上已經(jīng)當了三年的售貨員了，聽到這個消息之后她為了復習，賣臉盆這里邊放的是政治題，賣水桶的里邊放的語文題，當顧客來要這個說你給我拿個水桶，順便拿水桶的時候看一眼復習的功課。所以在當時絕大部分的這些上山下鄉(xiāng)的知識青年當中復習功課的一是課本，二是時間，對他們來說都太珍貴了。這點王老師一是您的底子就很好，66年高三，這個學校也很好，就是即便當時沒有停止高考您也會考上大學，這是老師對您的期望。這77年應該是冬季高考吧？

　　王兆軍：對，冬季考的。

　　主持人：那天還記得嗎？

　　王兆軍：那天我記得很清楚，那天我跟黨委請假我說我得去考試，我也拿到組織部給我的介紹信。我去考試的時候是在（塘頭），那個鎮(zhèn)叫（塘頭），那里有山東臨沂第二中學，我們那個考場只有我一個人有手表。那真是不可想象。

　　主持人：不可想象。

　　王兆軍：那時候監(jiān)考的老師很客氣的說您能不能把手表借給我，我用來注意時間，我當然就給他了。后來到若干年以后我又遇到這個老師，說起來以后還是感慨萬千，那個時候的生活水平還是非常非常低的。

　　主持人：沒錯，我看到當年，就是因為高考的考生報名得太多了，最終報名合格的人數(shù)差不多是570萬，所以當年的毛澤東選集是第五卷就停印了，就把這個印書的紙張用來給你們高考的學子們當考卷用。另外一點，本來說報名費一塊錢，后來鄧小平說減輕一下學生們的負擔吧，五毛錢�，F(xiàn)在大家可能很難想象，您來給我們講講一塊錢的負擔，這得是多大的負擔哪，一塊錢在當時。

　　王兆軍：一塊錢我在鄉(xiāng)村勞動的時候，當社員的時候我一天的工分，就是從早到晚是一毛錢。

　　主持人：一天掙一毛錢！

　　王兆軍：對，一天掙一毛錢。還有的村子還不如我們那個村子，還有五六分錢，七八分錢。

　　主持人：這個工分最終能換成錢嗎？

　　王兆軍：工分是一個符號，一個計量符號。就是說你全年你們家掙多少工分，這些工分能夠參與分配糧食，生產(chǎn)隊用糧食來根據(jù)你掙的工分多少。比如說你是個女的，你一天干再多的活你只能掙八個分，我是個男的壯勞力我能掙十個分。

　　主持人：天生女生就是弱勢。

　　主持人：而且王老師說的這個好像還是標準比較高的了，我看平均水平的男同志的工分就是六七工分，女同志是五六工分，對吧？

　　王兆軍：對，它也和你干的活的計量有關系。你比如說你十分的人你割莊稼的時候你要割十個壟子，你說你割十個壟子跟不上，你割五個，那你就是五個分。你看我這個就能割七八個分。

　　主持人：那這樣的話，一年到底合著它只是一個貨幣的代名詞，真正還拿不到錢？

　　王兆軍：拿不到錢。因為要想有錢你還得自己做一點副業(yè)。

　　主持人：您那會兒做什么副業(yè)？

　　王兆軍：我那時候做副業(yè)主要是干炮仗，做鞭炮，那一套咱們?nèi)ベI廢紙、廢書、廢報，怎么把它刷成糨糊，然后怎么切成一條，卷成筒子，怎么盤成一盤，把藥炒好裝上，然后再安上捻子，再編上小辮。

　　主持人：您要是擱今天就是非法作坊。

　　主持人：流水線一套都會。

　　王兆軍：我們這套，不過我們村的副業(yè)也主要就是靠這個，這樣干一年積累了一定的數(shù)量，到過年的最后十天，春節(jié)前最后十天，天天趕緊把這個東西賣掉，也經(jīng)常出危險，我們村曾經(jīng)炸死過好幾個人，他炒的那個火藥他不小心放到一個什么地方，然后他通這個火爐的地方，火爐的火星冒出來，飄在這一框火藥里面，然后整個房子就揭開了。

　　主持人：這些人不是為了說非法謀取什么暴利，只是為了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

　　王兆軍：正常勞動。你雖然有危險，但是你只有那個東西能得到一點錢。

　　主持人：才能改變一下自己過年自己的生活。您看咱們繞了半天又說到原來，就是想說明一下這個高考他們?yōu)槭裁�，就一定要擠進這個大門，這么多人都希望通過高考來改變自己的命運，告別這一段生活，或者說告別那個地方。您進到這個高考考場，這個考題拿到之后您當時是覺得輕松了還是緊張了？

　　王兆軍：我對這個考試還是比較輕松，你比如說它這個作文題，語文那些我教書教了好幾年，我主要是教語文，教了一天的數(shù)學，其他時間都是教語文。那我整天教學生怎么作文，我還不會作嗎？我很快我就作完了，而且得的分數(shù)也很高。

　　主持人：您作完就等著旁邊把表拿回來。

　　主持人：當年作文題的題目您還記得嗎？

　　王兆軍：叫《難忘的一天》。

　　主持人：這個作文題我們都很熟，都寫過。

　　主持人：您寫的是哪一天��？還記得嗎？

　　王兆軍：我寫的是粉碎四人幫大快人心，聽到這個消息那一天，很高興怎么著怎么著的。

　　主持人：考完以后跟同學有沒有一些交流？

　　王兆軍：跟同學也有交流，他們都認為我考得比他們好，因為他們數(shù)學題他們都找我對這個分數(shù)，對答案。

　　主持人：您是標準答案。

　　王兆軍：我是標準答案，我數(shù)學題我只錯了一道題。根號2絕對值等于什么。后來我的數(shù)學老師參加高考改卷，告訴我說你的數(shù)學得的分比語文多，你只錯了這個根號2絕對值等于多少，這個答錯了。

　　主持人：當時您班的那些同學，就是您周圍的這些人，朋友去參加這屆高考的人多嗎？

　　王兆軍：挺多的。我在高考的同班同學，沒有工作的人大概有一多半都參加了考試。但是他們錄取的都是山東的學�；蛘呤桥R沂的學校，那也很好，他們就是不再吃農(nóng)業(yè)糧了，吃商品糧了，戶口就從鄉(xiāng)村轉(zhuǎn)到大學里去了。后來這些人在教育戰(zhàn)線上都起到很大的作用，教出了很多好學生。

　　主持人：拿到通知書的那一刻還記得嗎？

　　王兆軍：沒拿到通知書之前我就知道了，因為我有一個同學在教育局工作，他已經(jīng)看到通知書了，連夜就趕過來，騎自行車到了我工作那個公社，告訴我你被名校錄取了，復旦大學。

　　主持人：復旦大學是不是您那就考您這一位呀？

　　王兆軍：就我自己。

　　主持人：我之前看一位朋友在寫這個回憶，就說當年他這個大學，他最大的愿望是考進復旦中文系，說要是考上復旦了，他就拿30塊錢來請大家吃飯。要是考上當?shù)氐闹形南稻湍贸?0塊錢，考上其他的學校就拿出10塊錢。您是用什么樣的方式來慶祝的？

　　王兆軍：我那時候好像我沒出錢，是我教育局工作那個同學請我到另外一個負責改卷的老師那里去吃了一頓飯，我覺得那就已經(jīng)是非常好了。

　　主持人：1977年王老師是參加了這個文革之后關閉了11年之久的這樣一個高考，在1978天和來自五湖四海的同學一起走進了復旦大學的校門，應該說真的是年輕的朋友們來相會了。報道是在78年的春季。

　　王兆軍：二月初或者一月底。我們坐火車去了上海，因為大串聯(lián)的時候我曾經(jīng)去過復旦大學，我對那個大學有印象，我很容易就找到了。

　　主持人：您是自己下了火車之后找到學校的？

　　王兆軍：是的。我們那個班是復旦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yè)，是第一個系的第一個專業(yè)，所以就叫7711班。

　　主持人：還有編號。

　　主持人：看來是最重要的那個班。

　　王兆軍：最重要的那個班，就是第一個班啦。我們那屆同學有一些特點現(xiàn)在是沒有了，第一個年齡差別很大，第二是知識背景差別很大，知識背景就是說在上海的，在北京的大都市畢業(yè)的中學生，高中生，他們很多書都已經(jīng)讀了，而我這種鄉(xiāng)村來的人根本沒有聽說過，我上這個外國文學課的時候，這個上海同學讀了像《罪與罰》、《紅與黑》、《被侮辱的和被損害的》、《憤怒的葡萄》、《喧嘩與騷動》這些他們都讀過，這些名字我從來沒聽說過，我要再重新再讀那就比別人要慢很多。

　　主持人：明白，其實就相當于幾十年以后，后來這個計算機興起很多鄉(xiāng)村的孩子雖然考的是計算系，但是從來沒能夠摸過計算機。

　　王兆軍：就是程序不了解。再一個生活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像我們在鄉(xiāng)村的人去的人經(jīng)常晚上就不洗腳就上床了，城市的同學每天晚上都要洗腳。我說還用得著嗎？還有多臭�。康�是他們已經(jīng)形成了一種生活方式，就是不洗腳就不行，我們這個北方鄉(xiāng)村去的人，因為在家里沒有那么多熱水，用涼水洗腳又不舒服，所以就忽略了，生活的習慣上就有很大的不同。

　　主持人：來自五湖四海的同學可能在生活習慣上有不一樣，但是大家應該非常有共同點的就是對知識那種渴求。

　　王兆軍：我們那一屆同學第一個特點就是渴求知識。

　　主持人：我聽過教過這個大學的這些老師們，總結就說是77、78是他們教過所有的最刻苦的學生。

　　王兆軍：最刻苦，也在某些方面和老師有交流。因為我們畢竟在社會上工作過一段時間，年齡又有相對說就大一點，對那些老教師，老學者講的事情我們會笑，會給這個老學者們有回應、有交流，這一點我們這些老師們都挺高興的。比如說我們中文系一個顧老師，他經(jīng)常開玩笑，他說你知道我們校長是誰嗎？我們校長是陳望道，共產(chǎn)黨的圣經(jīng)就是他翻譯的，就是他翻譯共產(chǎn)黨宣言。我們一聽他敢這樣說，嚇一大跳。

　　主持人：進到大學還是不一樣了。

　　王兆軍：不一樣了。

　　主持人：剛才王老師在節(jié)目下還說到了，就是有一些同學完全沒有見過城市，在這個班里邊，學生的差距很大，有些深山里出來的學生，甚至帶著自家的水桶來到城市當中，來到復旦大學來上課，但是盡管是這樣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背景，不同學習的經(jīng)歷，但是大家一是對知識的渴求是一樣的，另外似乎相處得也挺融洽的，據(jù)說在各個學校當中中文系都是最活躍的。

　　王兆軍：我們那個中文系在復旦大學是最活躍的。

　　主持人：你們當時都有哪些課余活動？

　　王兆軍：這個花絮很多，一個是我們成立了文學社，因為那個盧新華發(fā)表了《傷痕》，在全國的影響都很大，那之前有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我們那一屆大學生的影響至關重要。如果說恢復高考是一場春雷的話，那個十一屆三中全會就是一場大雨。它把當時籠罩在我們頭上的一些，比如兩個"凡是"，比如說這個也不能動，那個也不能動，一下子掃光了。

　　主持人：當時就大家有各種各樣的辯論會，思潮也是特別的活躍。一方面是活動很多，另外一方面同學學習特別刻苦，就像您說的，您跟城市里的學生有一些差距，人家很多書都看過了，您沒看過，而且那個時候很多書也不再成為禁書，也有機會去看了，我甚至看到說有一些學生在那個時候刻苦到什么程度，基本上是泡在圖書館里邊，一些的大課凌晨四點去占坐。您身邊就是大家學習當中刻苦到什么程度？

　　王兆軍：也很刻苦，我們那時候也是早早去占座位，去晚了就沒有了，特別有一些有名的學者他們的名聲在全國已經(jīng)積累了好多年，如果說他們講座開始了，他不光我們學校的人來，其他學校的關心這個專業(yè)的人都會來聽，我們根本沒有座位，所以早早的就得占好座位。

　　主持人：看來凌晨四點占座這個并非虛言。

　　王兆軍：一個是占座，再一個是買書。那個時候什么書出來以后我們都要排隊去買，圖書館門前老是排長長的隊伍，我那時候我排隊伍最早最長，就是買的一個叫辛稼軒詞選，辛棄疾的，那時候我們覺得能買到這樣一本書太幸福了。

　　主持人：要知道在文革期間來唐詩宋詞樣的書都找不到。

　　王兆軍：是。

　　主持人：我還看到一些材料，說廈門大學中文系的陳平原老師，他回憶說當時78年《安娜·卡列尼娜》重印，當時就是所有的學生去排很長的大隊購買。

　　王兆軍：是，我能想象到。

　　主持人：如火如荼的四年，82年畢業(yè)，您覺得大學對您最大的改變是什么？

　　王兆軍：我覺得最大的改變，還不是說學到了多少文學知識，我覺得最大的改變是我視野開闊，是我思想有了進一步的解放，或者說一次很大的解放。甚至是脫胎換骨的解放，原來的我，就是大學畢業(yè)以后的我可以說是判若兩人，以前哪里知道世界是個什么東西，哪里知道人類的文學進程是怎樣過來的，種種民俗，不同的民俗他們有不同的文學樣式是怎么一步一步發(fā)展起來的，以及中國的文學和世界的文學距離有多大，那一下子那我受的震動是太大的。

　　主持人：給您了一個新的高度，您站在那個地方放眼望去這個視野開闊了許多。82年畢業(yè)，據(jù)說77、78級因為是在同一年畢業(yè)，畢業(yè)生特別搶手。

　　主持人：您那個時候被分配到了哪家單位？

　　王兆軍：我被一家單位是最高人民法院。

　　主持人：您班里邊是全部都是分配走了吧？

　　王兆軍：全部都分配了。

　　主持人：我聽說反正學醫(yī)的，說因為人才已經(jīng)斷檔十來年了，有很多大醫(yī)院就瞅著醫(yī)學生、畢業(yè)生就不進人，就等著，因為畢竟很多年沒有專業(yè)的人員進來了，就特別搶手。你們班當時，據(jù)說都愿意去什么報社、雜志是吧？就報社才是最好的單位。廣播電臺、電視臺那都不入流。

　　王兆軍：那個時候強調(diào)的一點就是專業(yè)對口，你學的什么專業(yè)你分配到相應的單位你可以顯示你的才能，你英雄有用武之地，怕派到一些什么跟專業(yè)不對口的地方，怕將來自己在那個地方說話沒分量，或者自己沒有發(fā)展的空間。

　　主持人：您怎么來看你們77級的這屆考生？

　　王兆軍：我們這個77級有他共同的東西，這也是這個概念之所以被喊到的最基本原因。整個的77級應該是它既是文革的受害者，它也是文革之后，改革開放的第一批受益者，第一批人他說接受的教育應該說還是傳統(tǒng)的教育，他們都想有所作為，都想在各自的領域里成為佼佼者，不甘人后，有這種積極的生活態(tài)度，這一點是77級重要的一個特點。

　　主持人：有人說每一個77級大學生都有自己很獨特的高考故事，而每個故事集合起來又構筑成中國教育史上春天的故事，其實在節(jié)目開始我們就列舉了好幾位77級的大學生，可能每個人的故事各有不同，但是共同的就是他們都會把77年的高考視為自己人生特別重要的一個轉(zhuǎn)折，人民大學的張鳴教授曾經(jīng)回憶說，高考把我從農(nóng)場里拉出來了，這對我來說這樣的改變是巨大的，不然我可能就待在那里的。張藝謀導演也曾經(jīng)很感慨，他說自己當初想要上大學的目的很簡單，就是為了謀出路�；叵肫饋砣绻麤]有高考，很難說會有現(xiàn)在的一切，現(xiàn)在轉(zhuǎn)頭回想，王老師您怎么來看那一年的高考帶給您的意義？

　　王兆軍：77年的高考應該說從根本上改變了我的生活理念，給我的思想一次根本的解放的機會，雖然這個解放是從大學畢業(yè)，大學和大學以后逐步實現(xiàn)的，但是高考是它的開端，我之所以非常尊重那一次機會，到現(xiàn)在我也給它很高的評價，是從我親身的經(jīng)歷，自己親身的經(jīng)驗總結出來的。

　　主持人：現(xiàn)在您的那些同學們，77年考上大學的同班同學們也在自己各自的崗位上，各行各業(yè)，盡管很多人可能已經(jīng)不做自己的這個中文系學的專業(yè)了，但是都是有所建樹。電視劇《歷史轉(zhuǎn)折中的鄧小平》正在熱播，在電視劇當中小平同志說過一句話，我斷言在未來的中國，各行業(yè)的砥柱中流就誕生在這一批年輕人之中。這句話說的就是77年高考選拔上來的這批人才，那事實證明77年的高考的確改變了一代年輕人的命運，而這些肩負歷史使命感，個人命運與時代僅僅交織在一起的年輕人也在用自己的知識改變著這個國家的命運。今天非常感謝王老師作客，一個小時的時間非常短暫，給我們大致講述了一下自己高考前后的點點滴滴以及高考之后包括自己同班同學在這個77年高考之后自己命運的一個改變，節(jié)目最后依然是用我們老朋友"浩浩乎平沙無垠"他的留言，其實還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很值得來跟大家來分享。"礁石浪花"就說扎實的文化功底蘊育了豐富的內(nèi)含，廣闊天地的歷練培養(yǎng)了培養(yǎng)了堅強的意志，高考的大門打開了人身的旅程，王老師的經(jīng)歷展現(xiàn)了時代的變遷，凝聚了社會的畫卷，是一首波瀾壯闊、令人震撼的詩篇，只是改變命運，改變社會，致敬。其實從某種角度上說王老師的這些經(jīng)歷也是他未來的一些財富，雖然聽起來很矛盾，在那個時代大家都希望這個經(jīng)歷早早結束，這個苦難早早結束，像王老師的很多作品《拂曉前的葬禮》還有《問故鄉(xiāng)》，有很多都是和您的農(nóng)村生活離不開的。"浩浩乎平沙無垠"他說感知人生饋贈的苦樂，掌控命運改變的契機，小我融入大時代，時代沸騰，我的理想隨之飛升。再次感謝王老師作客我們的節(jié)目，也感謝大家的收聽，我們明天再見。

　　王兆軍：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