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年7月1日，香港迎來回歸祖國20周年紀念日。從1997到2017，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年間，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一國兩制”的偉大構(gòu)想在香港彰顯了強大的生命力�！耙粐鴥芍啤�，這個被歷史稱頌的智慧，香港用它解開了百年難題。

　　與此同時，今年適逢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對港澳廣播與香港特別行政區(qū)政府駐北京辦事處合作創(chuàng)辦的《每周聽香港》節(jié)目開播十周年。為了紀念節(jié)目播出十周年，回顧節(jié)目播出以來的精彩瞬間，我們決定出版《香港名人訪談錄》一書，收錄采訪香港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各領(lǐng)域的優(yōu)秀人才、杰出人物的精彩報道，并以此向香港回歸二十周年獻禮。

　　如今，香港與內(nèi)地共命運，同出發(fā)，沿著“一國兩制”的航道駛向新的航程。央廣網(wǎng)特別摘編《香港名人訪談錄》中的精彩內(nèi)容，以饗讀者。

　　記者手記 朱紅娜     

　　《我的中國心》這首歌曲在內(nèi)地火的時候，我還是一個剛剛記事的孩子。即便如此，我還是記住了一個香港歌手的名字——張明敏。中山裝、長圍巾、金絲邊眼鏡，鏡頭里的他文質(zhì)彬彬、風(fēng)度翩翩。三十年后，當我有了這次專訪的機會，張先生的幽默、豁達給了我更深刻的印象。“變賣家產(chǎn)搞內(nèi)地巡演慶祝申辦亞運會成功”、“為了順利回歸積極開展兩地青年交流活動”、“自己四匹愛馬的名字都和中國有關(guān)”，這一切或許都如他在歌中所唱，“不管怎樣也改變不了我的中國心”。

香港歌手張明敏接受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華夏之聲、香港之聲記者朱紅娜專訪

　　記者：1979年，您在香港出的第一張唱片是《鄉(xiāng)間的小路》。當時是怎樣的一個契機？

　　張明敏：1979年，我參加香港電臺的粵語歌手比賽，以普通話的歌曲拿了冠軍。那個時候，唱片公司在你得到冠軍以后就給你一份合同，自然成為唱片歌手。因為我是唱普通話的歌曲，所以我第一張唱片選的很多都是臺灣的歌曲。那時臺灣歌曲在東南亞都非常流行，我們唱片公司也隨著這個潮流選了臺灣的很多校園民歌，普通話的歌曲。

　　記者：在那個年代，您為什么要翻唱普通話的歌曲？

　　張明敏：我本身參加歌唱比賽的冠軍是普通話出名的，所以唱片公司順其自然覺得第一張唱片應(yīng)該選普通話的歌曲。我知道當時沒有在香港土生土長的歌手唱普通話的歌曲，所以我想唱片公司的策略就是要培養(yǎng)香港本土的普通話歌曲。

　　記者：那當時您選普通話組別是什么原因，是因為自己普通話比較好，還是有什么樣的優(yōu)勢？

　　張明敏：回過頭來看，我那個時候普通話也不會說的，根本一句也不會說。當時就靠模仿，比如說鄧麗君，每天都聽。其實還是要感謝我父母親，尤其是我媽媽，因為我媽媽是印尼華僑，我們家庭語言就是福建話、廣東話，還有我媽媽的印尼話和普通話，所以我比一般香港的年輕人和香港的家庭有優(yōu)勢，第一我會聽很多地方的語言，第二我覺得普通話的歌曲非常好聽，我覺得香港其他的年輕人即使想唱普通話歌曲也可能唱不準。

　　記者：從《鄉(xiāng)間小路》到《我的中國心》，中間都經(jīng)歷了什么？

　　張明敏：其實那中間很短，從1979年到1983年只有四年。我三年之內(nèi)出了五張唱片，速度比較快，那個時候香港整個社會的節(jié)奏很快。我比較幸運的是，從《鄉(xiāng)間的小路》到所謂的愛國歌曲，那段時間香港是非常愛國的，整個社會就是希望中國好。因為我們從小就知道中國比較窮，作為華人、華僑一定要支援中國。我媽媽是印尼華僑，為什么她會出現(xiàn)在香港呢，就是因為她很愛國。印尼排華，中國人在印尼沒有地位，她生存不下去了，很希望送下一代回國。其實外面的華僑都希望我們中國好，你看我們中國今天好，全球華人非常驕傲。

　　記者：講講《我的中國心》是怎么樣的誕生背景，為什么突然之間就會有這樣一首歌曲？

　　張明敏：1982年的時候，唱片公司覺得時機比較成熟了，無論是香港的大環(huán)境還是張明敏個人，所以就推出了《我的中國心》這首歌。

　　記者：當時是一個怎樣的狀況？

　　張明敏：1979到1981這幾年，香港人對張明敏的名字越來越熟悉。我在自己的唱片里選的都是愛國歌曲，比如《我們都有一個名字叫中國》《我是中國人》，還有《爸爸的草鞋》，這些都是臺灣同胞所寫的。他們寫抗日的時候，國共兩黨抗日的一種情緒，希望打勝仗，結(jié)果我們都贏了。所以在1981年的時候，我在香港被稱為民族歌手。我覺得，唱了這么多的民族歌曲，我們香港也應(yīng)該要寫一首歌曲。那個時候剛好是中英談判，香港的氣氛非�；钴S，我們覺得應(yīng)該寫一首歌曲，表達香港人對祖國的判斷。所以我們就邀請黃霑先生寫了一首歌曲，那個時候名字并沒提前定好是《我的中國心》，最后是黃霑先生取名《我的中國心》。一般歌名就是取歌詞里面覺得最適合的一段作為歌名，最后就成了《我的中國心》。

　　記者：您還能回憶起來，當黃霑先生創(chuàng)作完這首歌曲送到您手里，您第一次看到這首歌的感覺嗎？

　　張明敏：作詞很難的，黃霑先生答應(yīng)之后半年都沒有給我們，他說很難寫出來。因為黃霑先生也是從內(nèi)地出去的，他想表達很多東西，但是每次看到“我的中國心”這個詞，覺得太幼稚、太簡單。但是我們很著急，一定要出了，因為我們有檔期，而且覺得這個時期出是最好的。所以我們說，無論黃霑先生肯不肯，我們都要他出東西，只要出了我們就要。我們就堅持在他家門口等，他說你要拿就去垃圾筒找吧，因為他已經(jīng)寫了很多，但都覺得不滿意。我們那個制作人告訴我，他真的就去拿了，然后我們就把它做出來了。

　　記者：第一次試唱的時候，您是怎么找這首歌的情緒，怎么樣帶入，在創(chuàng)作的過程當中是如何把握的？

　　張明敏：這首歌我覺得它成功的關(guān)鍵是旋律，而且我們錄的時候非常認真，配曲也比較豐富。作曲的王福齡先生寫過很多愛情歌曲，但這首歌跟愛情歌曲有一點點不同。我那個時候唱了很多臺灣的歌曲，這首歌曲我也沒有覺得有什么需要特別處理。我是華僑的子弟，所以非常接受黃霑先生的歌詞，雖然他說這個歌詞非常淺顯、非常直接，但是我作為一個年輕人，我就想非常簡單地把它唱出來。后來我想，這首歌曲輕重、深淺的幅度比較大，所以無論大眾接不接受，我都覺得這樣處理是對的。

　　記者：您唱了很多愛國歌曲，會不會有的時候，唱著唱著會感動？

　　張明敏：我是非常感恩的，因為我從愛國的歌曲里面領(lǐng)悟到了愛國情懷，感到自己的責(zé)任，讓我有方向、有目標。這首歌對我的影響非常深，使我從民族歌手變成了愛國歌手。我非常感謝歌詞，非常感謝愿意投資唱片的老板。

　　記者：但實際上這首歌出來之后在香港的反響并不是很大？

　　張明敏：《我的中國心》這首歌曲在香港為什么沒有流行，我自己的分析是這樣的。當時中英談判明確了香港1997年回歸，然后1984年的時候我突然被邀請到內(nèi)地演唱，1985年這首歌在內(nèi)地紅了。我1984年從內(nèi)地回到香港之后，香港社會認為現(xiàn)在的張明敏跟以前的張明敏不一樣了，所以對《我的中國心》這首歌曲反應(yīng)很冷淡，這是事實。

　　記者：可是您剛才不是也說，那個時代香港人非常希望國家好嗎？為什么會對這首愛國歌曲甚至對您這位愛國歌手冷淡了呢？

　　張明敏：所以這個社會就是矛盾的。在沒有明確回歸之前，香港都是非常愛國，非常支持國家發(fā)展的，但是中英談判決定了香港一定要1997年回歸的時候，香港的朋友就比較擔(dān)心，回歸以后我們的生活會變成什么樣，會不會還有馬照跑，會不會還有舞照跳。從擔(dān)心的角度，香港那個時候很多人要求要保證。那個時候唱中國是不是也要考慮呢，為什么張明敏你馬上就進去，這也是香港的矛盾。

　　記者：那么可以說1984年，對您個人來說是人生一個大的轉(zhuǎn)折點？

　　張明敏：1984年給了我一個啟發(fā)，使我的歌唱生涯多了一條路，但是也使我在東南亞損失了一條路。我還記得那個時候我媽媽告訴我，你還是要去，因為你唱的是普通話歌曲，你唱歌就是唱給大眾聽的，有這么多人聽，你就對了，所以我覺得還是要感謝媽媽的支持和鼓勵。

　　記者：當時她的建議對于您來說非常的重要。關(guān)于中央電視臺1984年邀請您來內(nèi)地演唱，有很多的版本。

　　張明敏：是導(dǎo)演黃一鶴先生跟我說的。導(dǎo)演說中英談判成功了，中央的領(lǐng)導(dǎo)希望在1984年的時候，邀請港臺的演員回來參與。他們接到這個信號以后就開始找。導(dǎo)演在深圳的出租車里聽到這首歌曲，覺得很合適。所以這不是刻意的，很多人說張明敏刻意寫一首歌送給共產(chǎn)黨，當時香港很多這樣的說法。但這個判斷對張明敏是不公平的。

　　記者：被貼了一些標簽。當時接到這個邀請，肯定也經(jīng)過了一番思想斗爭？

　　張明敏：從唱片公司、家里人到老師都分析過，結(jié)果是大部分人覺得不應(yīng)該去。但是最堅定不移的就是我媽媽，她說一定要去。

　　記者：就是說家庭給您的力量還是非常大的，可以說這個決定也改變了您1984年以后的人生。

　　張明敏：我可以告訴大家，從1984到1997年這個階段，我沒有出過一張唱片，這對我的歌迷是不公平的。為什么呢？因為那個時候很多問題都出現(xiàn)了，我跟唱片公司也有矛盾，1984年加簽了五年的合約，但五年之內(nèi)我沒有出一張唱片。所有這些都使我與唱片無緣，從1989年到1997年那段時間也沒有機會再出唱片。

　　記者：還能回憶起1984年來到北京時的場景嗎？您現(xiàn)在開“兩會”時住的房間也是面對著長安街，當時應(yīng)該也經(jīng)過了長安街吧，今昔對比有什么不一樣？

　　張明敏：我覺得天安門跟人民大會堂這條路沒有改變，但是現(xiàn)在的感覺就是很靚麗，以前沒有這么亮，非常明顯的分別。幾十年過去了，去飛機場的馬路改變了。

　　記者：當時走在長安街上的心情是怎樣的？

　　張明敏：1984年來的時候非常興奮，那個時候很年輕。來到這里我覺得很奇怪，有軍隊守著電視臺，因為我們從來沒見過軍隊會守住電視臺。還有表演，那個時候表演的節(jié)目我覺得好像不是一個電視節(jié)目，因為我們在香港做的直播節(jié)目跟內(nèi)地的節(jié)目不一樣，燈光、聲音，還有舞臺的設(shè)計，都跟香港差得非常遠，化妝也都不一樣，我覺得很奇怪，為什么條件這么差。

　　記者：心里會不會有一點點后悔和失落？

　　張明敏：沒有。我想既然要來，就要看看北京，對香港人來說北京是很陌生的。在下飛機的那一刻，我覺得這里人非常禮貌，非常客氣，對我們照顧得非常好，一下飛機就有人接。我還記得部里面的領(lǐng)導(dǎo)專門請我們吃飯，我覺得不像是來表演的，我那個時候也沒有接觸過這種禮儀。唱歌的時候沒有返送，也聽不到自己的聲音，那個時候我才知道，唱歌不是這么簡單的�，F(xiàn)在回過頭來看，內(nèi)地的演員很厲害，他們的表演很有激情，而且沒有靠輔助，全部是靠自我表演的情緒。我覺得當天晚上自己的表演是不太好的，因為條件不夠。我看到所有坐在下面配合我們的演員，他們用一種很期盼又很奇怪的眼神看我們，就下去跟他們握手。說實在的，我在下面聽了一個小時的表演，從沒有一個演員下去的。我下去跟他們握手，他們也會伸手，很奇怪的感覺，那種感覺我現(xiàn)在都記憶猶新。

　　記者：進行近距離接觸以后，還有奇怪的感覺嗎？

　　張明敏：已經(jīng)不奇怪了，因為我覺得他們是我的聽眾，就繼續(xù)表演了。我自己覺得觀眾很期盼我們，也開始跟內(nèi)地的觀眾有了互動。

　　記者：這個演出結(jié)束后，第二天您的生活發(fā)生了怎樣的改變？

　　張明敏：第二天我就坐飛機走了，八點鐘的飛機，從海關(guān)到邊防、空中小姐都認出我了，我想大家對昨天晚上的演出是肯定的。因為大家都注意到我，而且馬上有反應(yīng)，這是我離開時北京的感覺。

　　記者：但從那之后一直到1997年，您在香港都沒有出唱片。這段時間您都做什么了呢？

　　張明敏：1986年的時候，我知道中國要第一次舉辦亞運會，非常激動，就寫了一封信給總書記。我說能不能用我的歌聲告訴全中國的歌迷中國第一次舉辦亞運會，他說可以預(yù)祝成功。我就辦了一件一生之中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就是為中國第一次舉辦亞運會而舉辦全國巡回演出，1986年籌備，然后到1988年開始，1989年結(jié)束，這是讓我覺得最光榮的一件事。

　　記者：整個過程都是您自掏腰包？

　　張明敏：我們在香港有幾個朋友，其中有一位非常支持我，他也是最大的股東。我把房子、車都賣掉了，那時我剛剛結(jié)婚，我太太說沒辦法，你愿意做事，我就沒辦法。

　　記者：那您沒有地方住了。

　　張明敏：也可以租。

　　記者：當時走了全國多少個城市？

　　張明敏：全國三十個城市，不止，五十幾個城市，大、中、小的城市都有，舉辦了一百五十四場。

　　記者：當時各地巡演的情況火爆嗎？

　　張明敏：我每離開一個地方，他們都告訴我，從來沒看過這么好的演唱會。

　　記者：您有沒有想過，五十多個城市走完了之后要怎么辦呢？

　　張明敏：那個時候沒想，因為香港賺錢比較容易，一天可以賺幾百塊錢，我們覺得錢很快就會賺回來，但沒想到回去就沒原來的位置了，當時并沒有想這個問題，我們年輕，很有信心。所以我經(jīng)常告訴年輕的一代，年輕人做事情就一點，那就是去做，只要你覺得是正確的，輸了也沒問題的，因為年輕，未來的日子還有很多。

　　記者：您本來一直從藝，怎么又會去參選全國人大代表，開始從政？

　　張明敏：這是很后期的事情了。在1989年的時候，整個香港發(fā)生了社會變化，我自己也有變化。在全國巡回的基礎(chǔ)上，我覺得中國不會關(guān)門，中國不會失敗，所以從1990年開始，我就組織了香港的青年，積極推進兩地青年的交流，因為我覺得青年是我們的未來，我想要告訴他們祖國大地有很多機會的。1997年7月1號香港回歸是已經(jīng)確定的事情，不會變了，所以我們堅持信念，在這幾年辦了很多青年交流的活動，與團中央和各省的青年都加強了密切的溝通，想要讓香港平穩(wěn)回歸，這是我自己的初衷，并沒有想到參政這個層面。我通過全國的演出，見過美麗的祖國大地，我知道中國的發(fā)展是不會停的，所以我自己很有信心。保證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到祖國身邊，這是我的目標，所以1997年我就出了一張唱片，叫《青年人中國心》，1997年7月1號在香港發(fā)行。

　　記者：2012年，您當選為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這份工作可能和以往的經(jīng)歷都不一樣。您覺得人大代表工作，給您的人生帶來了怎樣的改變？

　　張明敏：以前我非常支持香港有能力的青年、優(yōu)秀的企業(yè)家去做人大代表，1997年7月1號以后，我自己沒有專門去參政，但是我非常愿意支持有能力的年輕人、企業(yè)家去參政。通過支持他們，我又認識了很多有心參政議政的朋友，所有的朋友都團結(jié)在一起，我自己覺得好像香港這個社會，越來越需要某一些話語權(quán)，我覺得很多事情我還沒做好，還沒做夠，所以在選新一屆的人大代表時，我覺得我自己應(yīng)該有這種條件、有這個義務(wù)來參選。你看轉(zhuǎn)眼間，今年是第四年了，我覺得還不夠，做得還不夠。

　　記者：剛才您提到，之前您曾經(jīng)做過兩地青年交流工作。我們也知道，香港的青年人現(xiàn)在遇到了一些困難，他們有一些訴求，在他們身上也反映了香港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和社會問題。未來要想更好理順這樣一些問題，或是加強兩地合作的話，您有什么樣的建議？

　　張明敏：香港回歸已經(jīng)十九年了，我們對年輕人要有責(zé)任感。第一，我覺得香港年輕人的出路很窄，雖然祖國現(xiàn)在發(fā)展得非常好，但是香港有一些青年人真的沒有條件接觸內(nèi)地，我覺得中央政府還有特區(qū)政府一定要思考這個問題，要讓香港的年輕人有清晰的目標。比如他有能力參軍，只要他愿意，他就有條件去參與軍隊�；叵豚囆∑较壬�所說的，香港回歸了，如果沒有駐軍，那就等于沒有回歸，所以我覺得香港的青年，一定要明確知道要為國家效勞。第二點就是香港人對共產(chǎn)黨的認識、認知或者是認同，我覺得特區(qū)政府應(yīng)該要建立一個共產(chǎn)黨黨史紀念館，香港的下一代應(yīng)該有權(quán)利、有責(zé)任知道執(zhí)政黨今天的成績、以往的歷史，我覺得這點很重要。

　　記者：2014年，您出了一首新歌《我的中國夢》？

　　張明敏：對。

　　記者：為什么會有這樣一個新的想法？

　　張明敏：習(xí)近平總書記說我們要追求我們自己的夢想，這是從整個祖國的發(fā)展來看，我自己覺得我自己也有一個夢。所以我就邀請一個年輕的填詞給我寫了這首歌，歌名就是《我的中國夢》。這也是緣分，如果沒有這個中國夢的話，就沒有我的中國夢。

　　記者：每一個人的中國夢合起來，就成了整個國家的中國夢。最近還出了《一帶一路》的歌曲，這是什么時候？

　　張明敏：因為我們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我覺得作為一個香港文化人，我有一定的義務(wù)，如果在歌曲里唱了這個主題，就是履行了我們文化人的職責(zé)。當然，有很多香港年輕人都可以參與“一帶一路”的，我希望通過這個歌曲去呼吁一下。

　　記者：在這個歌曲的創(chuàng)作過程中，我們發(fā)現(xiàn)有前輩，也有一些新的歌手，為什么會選擇這樣一個組合模式呢？

　　張明敏：我覺得一項長期的工作，不僅是年輕人的工作，也不僅是老人家的工作，“一帶一路”的成功必須要全民參與。所以這個創(chuàng)意不是一個個人創(chuàng)意。這些年輕人來自香港、深圳等各個地方，大家一起為“一帶一路”做貢獻。

　　記者：站在舞臺上唱歌，站在政治舞臺上從政，還有從商，您會更喜歡哪種感覺？

　　張明敏：我覺得我比較貪心，三個我都喜歡。

　　記者：其實您小時候，最初的夢想是當一位馬主？

　　張明敏：想當一個騎師。在我自己工作以后，我想當一個馬主，當了馬主以后我想得一個大獎。

　　記者：現(xiàn)在您是一共有四匹馬嗎？

　　張明敏：擁有過四匹。

　　記者：好像它們的名字還都蠻有意思的？

　　張明敏：我的馬全都是中國型的，“中國心”、“中國動力”、“民和國富”，還有“人和家富”，這些是我的馬的名字。

　　記者：都是很正能量的。我聽說您已經(jīng)為未來的第五匹馬起好了名字是嗎？

　　張明敏：我要看“人和家富”這匹馬的狀態(tài)，它的競賽生涯是什么樣，我希望它一直競賽下去。

　　記者：如果有一天有了第五匹馬，名字叫什么？

　　張明敏：我會叫“中國行”。

　　記者：為什么會想到這個名字？

　　張明敏：對目前中國所做的一切，我都非常有信心，我認為一定行，所以取名叫“中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