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文化與制度——雞與蛋的關系

　　首先要說明的是，本文談論的“文化”是指與一個民族的振興和發(fā)展道路直接或間接有關的精神層面的因素，如思維模式、行為方式、基本價值觀等，特別是政治文化，也可以稱“大文化”。與此關系不大的如歌舞、藝術、飲食、節(jié)日、民俗、服裝、時尚、禮儀等等，不在討論范圍。在我國走向現(xiàn)代化的改革中，“文化決定論”與“制度決定論”各持一端由來已久。國人一般喜歡講“主義”，再加一個“唯”字：“唯……主義”，或“唯……論”，就把事情絕對化了。我首先不贊成“決定論”，也不認為文化與制度是對立的，不過這樣就可能落入“折衷主義”之譏。我只能根據(jù)自己的理解，略抒己見。

　　所謂“文化決定論”，也就是“國情例外論”，主要就是以“民族特色”來否定“平等、自由、人權、民主”的普適性及與之相配的制度。冠以“西方”或“資產階級”，理所當然地拒斥之�；蛘叱橄罂隙ǎ�具體否定，在“但是”后面做文章。更有甚者，認為中國文化有自己的基因和傳統(tǒng)，本來就與西方截然不同，不適合，也不需要民主、法治、憲政“這一套”，只能實行“威權主義”（這個名詞實際是舶來品），還是應該回到儒家的“仁政”，實行人治，和劃分等級的“禮制”，幾千年就這樣過來的，沒有什么不好。還見到一種說法，竟把明朝皇帝昏庸軟弱，大權旁落于權臣或宦官之手與歐洲的君主立憲虛君制相提并論，算是已經有了“憲政”。這是出于無知、偏見，或對“西化”的痛恨，走到了極端，雖未公開主張恢復皇權專制，亦不遠矣。這種“精英”的思潮與大眾娛樂相結合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的就是充斥于屏幕的宮廷戲——秦皇、漢武、大唐、大明、康、雍、乾“盛世”，一片 “主子”、“奴才”，“吾皇萬歲，萬萬歲”！似乎在遭遇海外列強之前，中國以“三綱五常”為經，皇朝專制為緯的社會，本是和諧天堂，如今需要的不是進一步改革，而是回到“法先王”，再現(xiàn)“五千年輝煌”，以此引領世界，醫(yī)治西方社會的痼疾！當然持此論者并不拒絕享用西方物質文明，科技、器物。一下子時光隧道倒退一百年，又回到了張之洞的“體用”那里。

　　正是出于對上述以“文化”、“特色”為依據(jù)否定制度改革之必要的論調深惡痛絕，有些倡導自由、民主、憲政的論者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完全否定一個民族發(fā)展道路上的文化因素，也就否定任何文化批判和革新之合理性和必要性。于是從晚清以來呼吁開啟民智（如嚴復）、塑造“新民”（如梁啟超）、批判國民的“壞根性”（如魯迅）、倡導“新文化運動”（以胡適為代表），等等都被否定，認為方向錯了，錯在沒有集中致力于制度的改革。進而認為，既然“民主、自由、人權”是普適性的，那就存在于一切民族的文化基因中，不存在對思想、文化進行革新的問題，也沒有開啟民智、教育民眾的必要。極而言之，文化的、精神層面的東西可以原封不動，只需要改變制度，人民自然享受自由平等權利。

　　這就出現(xiàn)一個問題，靠誰來改革制度？無論靠誰，總是靠人，既是人就有思想。為什么在遭遇外來列強之前，皇權專制能維持幾千年，朝野都談“仁政”而事實上暴政多于“仁政”，卻常能行其道？為什么每次被壓迫者忍無可忍揭竿而起，推翻暴政，結果卻只能遵行成王敗寇的規(guī)律，成而為王者也只能以暴易暴，往復循環(huán)同一制度？在邂逅西方列強之后，百年來這么多關于制度改革，要求憲政、民主的呼聲不絕于耳，不斷于書，為什么這樣舉步維艱？為什么現(xiàn)代的革命運動以民主口號始，以專政極權終，卻也能在相當時期內暢行無阻？

　　這些問題的答案非常復雜，不能“一言以蔽之”。但是在諸多因素中“文化”因素不能回避。本文開頭所定義的“文化”是一個民族在悠長的歷史中，在一種制度下形成的、滲透到民族的血脈中的集體記憶。這種“源遠流長”的傳統(tǒng)有很強的韌性，在剛性的制度變革之后還會長期存在，所以同一種制度機制在不同的國家的實踐中的表現(xiàn)各異。同樣的非正義、甚至非人道的現(xiàn)象在有些國民看來不可容忍，在另外一些國民卻長期忍受。同樣的議會、選舉、政黨、立法、司法等制度在有些后發(fā)的亞洲國家至今難以達到西方發(fā)達國家的效果，亂象叢生，法律、制度在那里顯得軟弱無力，“槍桿子”還有相當?shù)牟倏鼐置娴牧α�。其原因就是制度是由人來�?zhí)行的，而人必然是某種文化的載體。又如方今的恐怖主義，是文化還是制度的產物？

　　從中外歷史發(fā)展看，制度與文化是膠著在一起的，也可以說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孰先孰后真很難說，所以稱之為“雞與蛋的關系”。個人的專斷獨裁，乃至登峰造極的造神運動，是建立在從精英到民眾的認同的基礎上的。無“人”頂禮膜拜，也就不成其為“神”。中國的老百姓宗教情懷不那么強烈，但是奉現(xiàn)世的皇帝為神明的傳統(tǒng)和心理卻根深蒂固；中國士大夫的家國情懷寄托在“明君”身上，貶到“江湖之遠”還念念不忘“憂其君”；中國歷來最高統(tǒng)治者一旦地位確立，自然認為自己“奉天承運”，掌握終極生殺予奪之權。這三方面相輔相成，不論公開宣布的、寫在紙上的制度和法律如何，在實踐中“一不小心”就滑向了統(tǒng)治者和被統(tǒng)治者都習慣的“傳統(tǒng)”皇朝模式。大至一國，小至縣、市、鄉(xiāng)、鎮(zhèn)，莫不如此，于是出現(xiàn)各級土皇帝。這種陳年舊酒可以裝在花樣翻新的新瓶中，甚至逐漸使那“新瓶”變形。如晏子所說，橘過了江就變?yōu)殍住?/p>

　　自辛亥革命以來，經過各種新思潮和新文化的沖擊，代表專制制度的舊思想、舊文化已經破了不少，革命勝利之前革命者也以反專制，要民主為口號。但是時過境遷，朝野易位，舊的東西又在新的“革命”的“專政”理論下借尸還魂。說是新瓶裝舊酒，又不完全是舊酒，還加了許多新成分，因而其性更烈。例如曾有一段時期，每次集會開頭唱“東方紅，太陽升……他是人民大救星”，閉會唱“……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幾十年中兩種截然對立的觀念能夠這樣安然共處，竟無人感覺有何不妥。事實上，對當時的中國老百姓而言，“國際歌”所宣揚的理念是虛，“東方紅”是實，符合千百年來寄希望于“真命天子”、“明君”、“清官”的習慣心理。直到近年來有人寫文章指出這兩首歌的矛盾。一經點破，就如俗語所云“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的。怎么現(xiàn)在才發(fā)現(xiàn)呢？應該說，上世紀70年代末以關于“真理標準”的討論為標志的那場思想解放運動功不可沒。那是在新的條件下，在我國發(fā)生的一次“再啟蒙”（第一次“啟蒙”當在20世紀一十至三十年代）。

　　有些主張民主自由者對“啟蒙”特別反感，令人不解。“啟蒙”何罪？所謂“啟蒙”，就是打破迷信，回歸理性，回歸常識。是讓理性之光照亮為各種專制統(tǒng)治的愚民政策所蒙蔽的心智，用自己的頭腦思考。一旦撥開迷霧，承認客觀事實，順應人性，用常識判斷，人人得以接近真理。但是撥開迷霧也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因人而異。如孫中山所說，有先知先覺，有后知后覺，還有不知不覺。就上世紀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而言，在此以前，如顧準者，身陷囹圄中已經想清楚了一些問題，應該算是“先知先覺”。但在中國當時的情況下，如顧準那樣的“先覺”無法起帶動作用。只有后來打破“兩個凡是”，國人的思想遭受一次大沖擊，“后覺”的人們于朦朧中逐漸從有所“疑”到有所“悟”，痛定思痛，才體會到顧準輩的“先覺”之難能可貴。應該說，沒有那次的思想解放，改革開放會遇到不可逾越的阻力；而沒有決策者相對的言論開放政策，真理標準的討論也不可能進行。所以還是“文化”與制度（或政策）互相推動。但是遠非一勞永逸。在那以后的曲折、甚至倒退，也是有目共睹�！安恢�不覺者”，乃至自覺頑強地堅守舊觀念，想要把歷史車輪往回拉者也大有人在。只依靠一時的“政策”，而沒有形成“制度”，那么，倒退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試以一事為例：上世紀50年代初，梁漱溟列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要求領袖有“雅量”多給他一點發(fā)言的時間而遭拒絕和痛罵之事，眾所周知。今天各種不同的人對這一事件的反應仍有所不同。比較普遍的是欽佩梁的骨氣，對領袖缺乏“雅量”不以為然；在現(xiàn)代民主意識比較明確的人看來，則此事根本不是什么“雅量”問題，政協(xié)委員本來有發(fā)言權，誰也無權剝奪，竟然被剝奪了，是制度的缺失。但是遲至上世紀90年代，我還讀到另一種反應：一位曾任最高領袖身邊衛(wèi)士的回憶錄（或訪談錄？），提到此事，卻說梁漱溟盡管如此頂撞，“也沒有拿他怎么樣”，足見領袖心胸寬大。這說明在他心目中仍然認為梁的行為是犯上，是大逆不道，對他本該嚴懲，竟然“沒拿他怎么樣”（例如他后來居然沒有被打成“右派”），是皇恩浩蕩。以上截然對立的是非觀，在今天的我國不同人群中仍同時存在。前兩種是“啟蒙”的成績，但還不一定在全社會占主流，說明啟蒙尚未完成，仍需努力。

　　中國先秦時期確實有過“百家爭鳴”的輝煌局面，創(chuàng)造了無比豐富的哲學思想，對人類文明的寶庫做出了舉世公認的貢獻，至今我們足以自豪的也就是靠這“老本”�，F(xiàn)在經常有人舉《孟子》君輕民貴的思想說明中國古代就有民本思想。全面探討孟子的思想，不是本文的任務。姑且假設從孟子的民本思想出發(fā)，有可能發(fā)展出另一條歷史軌跡，先于歐洲，或差不多同步，走向現(xiàn)代，建立中國式的民主、憲政制度。但這已無法證明。不論是偶然還是必然，歷史事實是秦始皇統(tǒng)一了中國，設置了皇權專制的制度。盡管秦朝本身二世而亡，其制度卻延續(xù)了二千年。歷代都根據(jù)前朝的經驗教訓有所增補、完善，以鞏固皇朝統(tǒng)治，從儒、法學說中各取所需，但萬變不離其中，皇權專制的核心日益堅硬（直到20世紀70年代，革命領袖還以贊賞的口氣肯定“百代都行秦法制”）。到了明太祖朱元璋，干脆把《孟子》中所有他認為礙眼的，亦即包含民本思想的言論都給刪掉了。古禮“刑不上大夫”還為士大夫留一點臉面，到“大明王朝”實行“廷杖”，大臣可以隨時被“揪出來”，當場按倒在地打板子，從此“士”不復有任何尊嚴。（順便提到：明太祖登基于1368年，正是歐洲文藝復興，走出中世紀之始）。及至清朝，大興文字獄，流毒綿長。這樣的“文化”，從哪里孕育出保障人權的民主制度？

　　這一皇朝專制連同與之配套的政治文化在農耕社會達到很高的水平，所以欠發(fā)達的游牧民族以武力征服中原后，都被融化、同化。惟其設計周到、精致而堅韌，也就更難突破。所以直到19世紀中葉在外來力量的殘酷沖擊下，才出現(xiàn)了“三千年未遇之大變局”，才撕開了裂口，現(xiàn)代的平等自由思想、憲政、民主制度就是通過這個裂口從外面?zhèn)鬟M來的，這一事實毋庸諱言，也無需諱言。既然承認其原則的普適性，那就是“聞道有先后”而已。在這點上用不著恥于向外人學習。老革命們常掛在嘴邊的“老祖宗”馬克思難道不是歐洲人？

　　以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為代表的“五四”以后的新文藝是晚清民初開動的“啟蒙”的結果，反過來，也構成“啟蒙”的重要部分。《家》之所以成為經典，正是由于其普遍的典型意義。那種封建禮教對人性的壓抑和摧殘，今天的年輕人很難體會了�！都摇肥钦麄�社會的縮影，其中所描繪的偽善和非人道，那一個個為舊禮教所摧殘乃至奪去生命的青年男女的故事，都有普遍的現(xiàn)實依據(jù)，是同代人的共同命運。不理解這種舊文化之頑固和由此生發(fā)出的種種反人性的罪惡，也就無法理解那一批原來受過深厚的傳統(tǒng)文化的熏陶而又有機會睜眼看世界的知識分子的打破枷鎖、沖出牢籠的強烈要求。因此，說舊禮教“吃人”并不為過。而宣揚和維護這舊禮教的頑固勢力衛(wèi)道士都是以“孔孟之道”、“祖宗之法”為說辭的。在這種背景下，激憤而喊出“打倒孔家店”也是順理成章的。不止是巴金的作品，那個時代多數(shù)文藝作品，如曹禺的戲劇，甚至張恨水的言情小說，其總的方向都是反舊禮教、反當權的惡勢力、同情弱者，間接或直接倡導人權的。更不用說魯迅了。

　　本人并非魯迅的盲目崇拜者，也沒有什么研究。不過我始終認為，魯迅在《狂人日記》、《阿Q正傳》、《藥》等著作中對國民性的深入骨髓的剖析和批判，還有他的高度概括：“做穩(wěn)了奴隸與求做奴隸而不可得”的時代，是他最偉大、最精彩之處。這些都是他在其所生長的故土和同胞中切膚之痛的感受，“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悲憤極致，心頭滴血之作。揆諸今日之現(xiàn)狀，仍未過時，而且并不僅適用于農民。說魯迅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是受了西方傳教士或日本人的影響，如果不是偏見，也是對那個時代的無知。

　　從晚清到民國，中國思想先驅們都是從外抗強權的訴求中覺悟到必須內圖變革。在謀求變革的過程中，感受到阻力之大，既來自權勢集團的高壓，也來自傳統(tǒng)文化的習慣勢力，以及長期在這種制度和文化統(tǒng)治下的民眾的種種弱點。因而發(fā)出改造文化、改造國民性的呼聲，應是題中之義（這與后來我們熟悉的另一種“思想改造”絕不能相提并論）。他們絕不是以國民性和文化為借口，不要改變制度的“文化決定論”者。相反，他們的矛頭都指向舊制度和統(tǒng)治者。魯迅一針見血地指出，在訴說淪為異族奴隸之苦時，千萬不要得出還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隸好”的結論。在魯迅之前，梁啟超有感于國民之種種弱點和衰敗的暮氣，提出“少年中國的國民性改造方案”，即《新民說》，也是同一思路。他明確指出國民是由個人組成的，造成民弱、民貧、民無恥的根源在于作為個人的民權無保障。國民求自由的銳氣“一鋤之，三鋤四鋤之，漸萎廢，漸衰頹，漸銷鑠，久之而猛烈沉濃之權利思想，愈制而愈馴，愈沖而愈淡，乃至回復之望絕，而受羈受軛，以為固然……”，造成這種情況，“政府之罪，又烏可逭也”？這就說得很清楚了，使國民精神萎靡的主要責任在于執(zhí)政者一再打擊和鏟除民族的銳氣。因而他大聲疾呼倡導民權思想：“國民無權利思想者以之當外患，則槁木遇風雨之類也”。要強國必先強民，而強民之道在于倡導和維護民權，這種思想成為一代先進知識分子的心結，無論是面向知識群的新文藝、新文化運動還是直接面向草根的平民教育、鄉(xiāng)村改良運動，目的都是一個：在普及教育中普及新思想。新思想的方向是爭取平等權利、爭取民主自由，而不是如何“做穩(wěn)奴隸”。

　　以上種種都是說明制度與文化的革新是不可分割的，思想、制度、生產力的革新同時或交替進行，在歐洲幾百年的現(xiàn)代化進程中表現(xiàn)得最為典型，他們在漫長的歲月中也經歷了許多曲折斗爭。后發(fā)國家就沒有那么從容的時間，一般都是在外力沖擊下匆匆走上現(xiàn)代化道路的。物質生產、文化與制度的改變不可能配合得那么適時，因此在轉型期表現(xiàn)出混亂、反復和痛苦，但是并不能以此為借口得出專制比民主更適合于這些國家的結論。相反，這說明更需要大力進行思想文化的革新。

　　所謂不成熟的民眾不應享有自由權利之說，19世紀的西方人早有此說法。例如自由主義大師英國思想家約翰穆勒在《論自由》（即嚴復初譯為《群己權界論》一書）中對“四大自由”的內在邏輯做了精辟透徹的論述后，又說，這些自由只適合于能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的、心智已經成熟的“成年人”，兒童當然不合適。還有“那些落后的國家社會，其種族可以視為未成年的，也排除在我們的考慮之外”。他所指的當然是當時處于殖民統(tǒng)治下的民族，不知道他心目中有沒有包括中國（此書于1859年出版，已是鴉片戰(zhàn)爭之后）。那么我們今天是否承認廣大中國人還處于穆勒所說的“未成熟”狀態(tài)，沒有資格當家作主，不能行使洋人早已有的自由權利呢？

　　回頭看一個半世紀的歷程，盡管歷盡艱險，而且走了不少彎路，甚至倒退，但是不容否認，我們在文化與制度的革新相互促進的道路上已經走了相當長的路。今天的中國人普遍的思想觀念比之晚清時期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對民主、人權的訴求也更加自覺，這都是不爭的事實。這要歸功百年前敢于偷天火的先行者。我們都是他們的努力和犧牲的受惠者，應有一份感激和尊重。今天我們重復討論的問題，甚至自以為的新見解，其實他們早已思考過，提出過不少真知灼見。對于先輩的貢獻我們不能采取虛無主義的態(tài)度。凡有志于探討今日中國之道路者，首先應該了解一百五十年的近代史，都應虛心、潛心讀一些近代思想先驅的著述，包括他們之間早已進行過的爭議。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談得到進一步的創(chuàng)新。

　　正如“先富起來”的人有責任以其財富對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一樣，先成為“知識分子”，并有機會看世界的幸運兒理應有責任對傳播知識、傳播思想做出貢獻。古今中外總有一些擔負社會良知的、有一定理念的知識分子，他們的價值恰恰在于超越一己的和某種狹隘的利益集團的利益，而是關懷自由、人權、社會正義、全民族的長遠命運。在全球化的今天，還要考慮全人類的命運（如環(huán)境保護、世界和平，等等）。有了某種思想，發(fā)表為言論，自然是為了要有聽眾和讀者，也自然會產生影響，這點無需諱言，也不必矯情。否則，媒體、輿論、報刊、書籍以及今天的網絡文化就沒有存在的理由。一己之見當然會有缺陷，只要所思所想是出于與斯土斯民血肉相連，設身處地從實情出發(fā)，而不是高高在上，或隔岸觀火指手畫腳，既不媚上，也不媚俗，就總會有可取之處。我期盼著再出現(xiàn)一次“處士橫議”、“百家爭鳴”的局面，庶幾形成新的一輪思想解放，或“再啟蒙”，從而為千呼萬喚的制度轉型起催生作用。

　　《雜文月刊》2008年第6期 資中筠